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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其仁:“中国制造”的转型前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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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由两个引擎驱动,一个是出口,另外一个是投资。其实,这两个引擎共享一个基础,这就是中国的制造业。制造业支撑着出口,也支撑着投资。因为所谓的投资,就是用储蓄购买大量制造业的产品——钢铁、水泥、设备等——然后安装到地上或地下,成为基础设施。这样看,认真观察中国的制造业,可以对中国经济有个基本的判断。

近年,中国制造业面临不少新问题。其中最为突出的,是“中国制造”的成本、特别是人工成本升得很急。2002年美国人有一项调查,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,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(21.64美元)的3%。自那以后,中国的人工成本开始加快提升。目前,我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约等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的10%。其中,城市薪资上升更快,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,2010年中国城市雇员的平均年薪5500美元,比上年增长13%,比5年前增长77%(LaurieBurkitt,2012-03-16)。

期间,政策方面也发生着变化。近年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增长,也就是考虑更多的人、特别是广大劳工分享经济增长之果。2008年,中国修订了劳动法;2008-2011年中国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加快提速,去年各地的增长幅度平均在20%以上;“十二五”规划要求,大幅度增加劳动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。

市场与政策一起发力,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更快增长。整体来看,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成本方面的差距,大体从开放之初的100倍,收缩为目前的10倍;再进一步收缩为5倍、甚至3倍,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所有专家估计过的还要快。

这就引起了喜忧参半的关注。一方面,经济增长就是以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来定义的。因此,中国人工的加快提高,本来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。但是另一方面,人们也关心:中国制造业的“低成本竞争优势”会不会因此加快消失?全球制造业的布局和投资重点,会不会发生重大调整?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,会不会动力减弱?“失速”的中国经济,又会不会拖累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?

 

利用这个机会,我谈谈自己的看法。首先,迄今为止中国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,基本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。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和计算,有一项报告说,2000年-2010年间,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0%,比美国的2%快了5倍(证券时报,2011年11月12日)。要注意,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,但这里讲的是生产率的变动率。好比速跑比赛,跑在最前面速度最快,但再加速就难了,而后来者可以加速更快。

甚至对200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“工资通胀(wageinflation)”,我个人的看法,主要成因也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,结果中国虽然大体维系了名义汇率的稳定或缓步升值,却经由通胀的抬头实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。在背后,真正的经济推手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快的进步率(周其仁,2012)。

如果这个判断对头,那么基本反映生产率变动的工资较快增长,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利润边际,就不会、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。这可以由近年中国公司普遍的利润状况得到证明。看未来,由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,更由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有较快上升的空间,也所以我们不可低估,中国制造业还可能具有的长期竞争优势。

甚至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人口转型,也难以改变上述结论。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中国人口类型的转变,当然有长期的重要影响。但是,至少这并没有构成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威胁。因为观察过中国农业的人都不难明白,我们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中还“储蓄”着巨大的劳动力,伴随着城市化和农地流转的进程,只要有关政策对头,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潜力还将继续释放。

中国工业增长真正的限制因素是市场需求。在当前,最现实的就是全球复苏的步子缓慢。从2008年危机冲击中国以来,我们已经观察到,每当发达经济复苏的步子略略加快,中国沿海工业的订单就上升,招工难的问题就突出,制造业的增长就强劲。问题是,这些接单工业产生的经济能量,包括由此带动的进口,看来还不足以拉动欧美日本的全面复苏。这并不值得奇怪,现在要指望总量7万多亿美元的中国经济,就能够把欧盟(16万亿美元)、美国(15万亿美元)和日本(约6万亿美元)都拉起来,实在不现实。加上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呢?力量大很多,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,但怎么看,还是像小马拉大车。

 

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确保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?我认为还是兵分两路:发达经济好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。对中国经济而言,一个可能的方向,就是把一部分中国制造出口的能力,转过来为国内的消费市场服务。

事实上,在多年所得快速提高、人民币升值,以及分配政策改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,国内消费市场增长强劲,潜力更是巨大。不少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都发现,要缓解“中国制造”的成本压力,不但可以经由综合营运效率的提升,更可以通过抓到中国市场的先机,扩大市场销售规模来对冲。毕竟,把生产基地搬到远离中国市场的“低成本”位置上去,在战略上得不偿失。

向国内市场转,会面临哪些障碍?我们来看一项统计,2011年中国城市服务业市场上空缺职位的数量,要比求职者多出了140万。2010年呢?空缺比求职多出了100万。这表明在我们这个制造大国,服务业才是影响转型的软肋,因为市场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。以我追踪访问了几年的北京华联为例,他们开店的规模越来越大,差不多开一家旺一家,现金流好到不能相信。可是,生意很好却招不到人!特别是招不到数量足够的合格店长、“买手”(采购经理)和领班。顺便提一句,国内市场上不少商品质量问题,其实也与服务业有关。消费者越来越忙,需要商店来帮他们挑选合格的商品。这个环节薄弱,既不抑制消费,也不能有效改善生产。

回头看,多少年势如破竹向全球出口的“中国制造”,其实正是依托了香港和欧美日本的服务业,才一船一船走出去的。现在中国制造要向内需走,首要的是为服务业提供克服瓶颈的服务,包括政府放松不当管制的服务、改进税制和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、教育训练的服务,以及特别重要的金融服务。政策制定者和业界有必要认识到,“为服务业的服务”可能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。

总之,我的观点是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,更不要得出“中国制造没戏了”的轻率结论。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,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,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,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。

来源:作者在新德里召开的“中国与印度:持续的高质量增长”讨论会上的发言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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